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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用好非遗传统文化宝藏【非遗进高校探索美育新模式】******

　　“老师，我们又拿金奖啦！‘互联网＋’大赛的！”

　　“老师，我被博物馆录取啦！千人取一个！”……

　　青岛大学美术学院侍锦教授经常为学生们一个个喜讯开心不已。

　　“这要感谢非遗传统文化宝库的赋能！”侍锦对记者说。

　　经过多年非遗进高校的实践，侍锦非遗团队构建了五位一体的非遗美育实践教学模式——博物馆实物教学＋调研场景教学＋互动体验教学＋创新实践教学＋项目大赛教学，美育育人的同时，在非遗推广、成果转化、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

　　教室就是博物馆

　　侍锦是一个资深的民间工艺品收藏家。从一个古朴的鱼盘开始，至今他已有了近万件藏品，这是他实物教学的宝库。

　　“这只墨盒的精巧，这匹鲁锦的纹样，只有摸到实物，才能切实感受它们的美。”侍锦对记者说，尝到了非遗实物教学的甜头，他在这条路上坚持了30多年，带领团队创出了非遗“沉浸式实物”教学模式。

　　2019年年底，青岛大学在浮山校区图书馆寸土寸金的四楼辟出1000多平方米，建立了教学型的民间工艺美学馆，开国内高校之先河。侍锦和团队花费30多年心血淘来的万件民间工艺品安放在此，向全校开放。

　　大到千工床、织布机，小到泥老虎、银首饰，气韵饱满的鱼盘、精妙绝伦的柜奁、图腾绚丽的织物，或厚重或轻灵，或热烈或朴拙，美学馆万件藏品，让穿越时空的美扑面而来……

　　每个学子都可以推门而入，领略先人的审美智慧、匠人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触摸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系脉络。

　　这里不仅是一个博物馆，更是学校综合素质教育和美育教育基地。

　　这里是青岛大学的《民间美术》《传统纹样》等专业课的教室：立体“沉浸式”的教学空间，润物无声，触手可及的非遗之美，让中国特色融入学生的血脉；

　　这里是全校通识课《中国传统手工艺鉴赏与实践》的课堂：扎染、活字印刷、布老虎、甲马印画……同学们在实践中深刻感受非遗魅力，提高审美认知；

　　这里是面向校内外的非遗传播大讲堂：剪纸、花鸟字、刺绣、印染、衍纸、焗艺、木版年画和拓印等非遗传承人被请进来做老师，让学生直面民间高手；

　　这里是非遗美育教学的研究中心：田野考察拍摄的图片、搜集的资料、收集的民艺实物、研究数据等构建了系统的课程体系。近年来，获批非遗相关课题立项20余项。

　　非遗滋养，专业课受益

　　近几年，团队所任教专业连续4年有学生考取清华美院研究生。“录取的学生，不仅在于绘画功底和表现技巧强，更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文化功底。”

　　非遗的底色，让学生就业优势凸显；陈宇被上海博物馆录取、张玉被滕州市文化馆录取、孙建鹏被青岛市市南文化馆录取……

　　在非遗团队老师的指导下，近几年学生们捧回200多项各类大奖。

　　团队成员彭卫丽副教授的研究生荆兰淇，作为《匠染织梦——齐鲁纺织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践行者》项目负责人，刚刚抱回第八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金奖、国赛铜奖。

　　“老师的悉心指导和非遗元素的优势让我们底气十足。非遗让我受益良多，下一步我会围绕非遗展开自己的毕业研究。”荆兰淇对记者说。

　　高校，担起非遗薪火相传的使命

　　“这些年，我带了50多个研究生，有30多个在学校工作，他们继续在学校传播非遗文化，成为非遗传播的‘点灯人’。”侍锦满面春风。

　　团队的顶梁柱彭卫丽，是侍锦2002届的研究生，在教学、科研成绩斐然的同时，指导学生拿回100多个大赛奖项。

　　“读研究生期间，我接触到非遗，被其无穷的魅力吸引，确立了自己教学与科研的方向。”彭卫丽对记者说，“在非遗文化的滋养下，学生们的品质、技能、创新意识都得到提升，我由衷地高兴。我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力棒不断地往下传。”

　　很多同学成为非遗发烧友，加入非遗推广的队伍；毕业的学生经常来电话通报自己发现的民间工艺宝贝……

　　依托博物馆，青岛大学担起了非遗美育传播的社会责任。近年来，举办非遗展览20场次，非遗讲座45场次，公益实践体验100余场次……

　　2020年团队受青岛市文旅局委托，全面普查市级以上207项非遗项目，开展“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绘图典”项目的普查、调研、书籍设计等工作。

　　2022年，青岛大学民间工艺美学馆获批山东省非遗研究基地，侍锦获“2020山东非遗年度人物”殊荣。

　　非遗，高校美育育人的宝藏

　　“每一件值得留存的非遗工艺品里，都蕴含着制作人的生活态度、工匠精神。所以，非遗是美育也是德育。”侍锦深有感触。

　　借助非遗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民族自信、家国精神、正确的价值观，这是非遗团队“崇德尚美”的育人理念。

　　第一节课，同学们要介绍自己家乡的非遗元素；放假时，调研家乡非遗文化。随着课程的深入，越了解越热爱，同学们的文化自信、家国情怀慢慢地培养起来。

　　在西柏坡、沂蒙山等地方调研，让学生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田野考察采访时，民间工艺传承者的自身经历会给学生上一堂最生动的思政课……

　　侍锦讲授的《民间美术》早已是省级一流课程，课程蕴含的非遗思政内容，提升了课程的含金量。

　　美术学院2017级吴茂林同学的故事，让人看到了非遗美育育人的能量。

　　一入大学，吴茂林便跟随侍锦参与创办云贵印染工作室。连续保持全系双第一成绩的同时，他在百余项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是一个勤奋的非遗推广志愿者。

　　身为“全国百名大学生就业创业人物”，他搭建了“非遗+”创新创业团队，公司开得红红火火。毕业后，他却选择去新疆做一名武警。

　　电话中他对记者说：“在走访调研中，沂蒙精神深深震撼了我，更加坚定了我的参军梦。未来，我将用在非遗团队领悟到的努力和严谨去实现更多的价值。”

　　让非遗活起来，服务社会

　　美学馆设立文创工作室，致力于教育研学、文创设计、助力三农，形成“教、研、产、创”一体化实践平台，为非遗的传承和创新发展、成果转化开创了新路径。

　　“你看，就是在馆藏的这款木质食盒的基础上，学生受到启发，为企业开发了一款点心包装盒，获得了大奖。”团队成员田鑫老师介绍说，每年学生的非遗元素毕业设计作品，很多都会受到相关厂家的青睐，直接买走。

　　2021年，美学馆参与组织协办青岛市首届非遗＋文创设计大赛，并推出“青岛非遗礼”“青岛有礼”“英气楼糕点”“植秀堂驻颜面膜”等非遗相关文创产品，推动了地方非遗文化发展。

　　近几年来，非遗团队联合企业、政府等诸多社会力量，组织策划了非遗进乡村、进文旅小镇，打造非遗工作坊、乡村记忆馆、美丽乡村示范基地等十几处，在非遗促进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持续发挥作用。

　　青岛大学美院校友、企业家孙亮，积极参与非遗助力乡村振兴，他请来侍锦团队做指导，建设运营“源乡·和溪廿四节气文创村”，为村民和返乡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平台。

　　2022年，侍锦带领彭卫丽等团队成员所做的实践成果《教育引领、文化赋能——“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范式》，获得两年一届的第五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

　　山东省政府颁发的这块铜牌挂在美学馆入口，熠熠生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邢婷来源：中国青年报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摄

　　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摄

　　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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